中華民國能選舉後後台灣有變比較好?大陸人民不能選舉,但大陸有變差?這是值得深思的一件事.......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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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可以發現,討厭國民黨的,很多人其實都是國民黨扶植出來的,許信良 蔡英文 也都是其中之一,而扶植出來的是要為國家人民做事,但這些人卻是要鬥爭奪權力為主,這有點像你把小孩養大,結果小孩跟你唱反調外,還要鬥爭你.............我能理解蔣經國痛恨美國流氓的心境,痛恨黨外人士的心境,因為當我在為國為民建設台灣,讓正常老百姓安居樂業時,這些人老是在扯後腿。
蔣經國日記揭密!那些他恨的黨外人士:陳菊、許信良、康寧祥、殷海光
文 / 一流人
2020-07-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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蔣經國資料照
編按:
1977年11月19日蔣經國日記記載:「難道只有選舉才算是民主政治?……但是又不能不辦!」
在那個風雲詭譎、生死權鬥的年代,台灣命運是與不是的答案,面對黨內動盪與黨外潮流,不得不爭取民心的蔣經國,他是如何影響了台灣民主轉型的關鍵命運?(本文摘自《蔣經國日記揭密》一書,以下為摘文。)
閱讀蔣經國日記,除了關注他對黨內人物的評論,蔣對黨外人士的批評同樣吸引我的注意。特別是在上世紀70年代,日記中時不時出現這類的記載,這當然和黨外運動的崛起有關。
一、讓蔣痛恨的陳菊
圖/陳菊資料照。張智傑攝
其中,剛卸任總統府秘書長的陳菊,名字出現最為頻繁。從1978年6月到8月之間,蔣經國日記有以下記載:
六月二十八日記:「處理陳菊案」。
七月九日又記:「美國問我政府有關陳菊案所採取的蠻橫態度,令人痛恨,無可忍矣!美國人的做法既惡毒又愚蠢。」
七月十日再記:「陳菊案為一高度政治性之案件,處之以輕則將使國內反動分子益趨狂妄,處之以重則將引起美國之政治干涉,不論是輕是重,皆應以國家之利益為先,內奸外賊皆足以害我國也。」
七月十四日記:「為陳菊案,美國對我加以壓力和恐嚇,其行為之卑鄙下流令人痛恨,益增余深愛我中國之情操。國與國之間只有利益關係,不可稍存任何之幻想也。」
八月二十一日記:「美國大使竟在其使館接見我國之罪犯,行為之卑鄙可悲。美國私通國內反動分子並予支持行之多年,美國所做之事無不害人害己,不知我將忍至何時,嗚呼痛哉!」
陳菊19歲從五專畢業後,由於父執輩的淵源,成為宜蘭省議員郭雨新的秘書。此後多年,一直幫郭聯絡全台灣的反國民黨人士。陳菊活動力很強,不只將老、中、青三代串連一起,當時黨外和海外人權團體的聯絡,雙方資訊的流通也是透過她。她同時是許多禁書的重要來源,等於是流動地下圖書館。即使郭雨新離開台灣流亡到美國後,陳菊仍然積極到處活動。
事發背景是,警備總部在1978年6月中旬搜索陳菊的住處,一週後在彰化天主教堂將她逮捕。這是自「自由中國」事件之後,台灣新一波民主運動中的第一個逮捕事件。根據當時警備總部的紀錄,警總搜索她住處是因為接獲密告,陳菊在自宅中排印《選舉萬歲》,同時收藏有雷震的反政府文件。陳菊被逮捕後數日,美國大使館向台灣政府查詢案情,7月6日陳菊被釋放。
據江春男在〈陳菊逃亡記〉一文憶述,陳菊被抓關那段時間,以老康為首的黨外人士到處奔走,國民黨秘書長張寶樹召集安全局長王永樹、警備總司令汪敬煦、國防部長高魁元、外交部長沈昌煥協商處理原則,國民黨知道這是燙手山芋,有人怪罪警總闖禍,大家忙著善後,決定軟性處理。首先請台籍將領陳守山出面與她談話,其次找陳菊同學的父親吳俊才,以長輩的身分,糾正她的錯誤觀念。國民黨會議不只決定釋放日期,舉辦記者會,安排她訪問各地建設,還要輔導她到軍事院校圖書館工作,月薪一萬元左右;釋放前要嚴正告訴她是保釋而非結案,隨時可再逮捕,並對其錯誤觀念應適時導正云云,這種處理方式學名可稱之為「軟性威權統治」。
陳菊被釋放之前,要她簽一份自白書。陳菊根本不知道她即將被放出來,她有心理準備這一簽起碼要關3、5年。她簽完後,警總立刻表示她可以出去了,並說她的父親已經在外面等她很久了。陳菊一走進會客室,陳父老淚縱橫馬上跪下來求她不要再搞政治。原來警總凌晨即到宜蘭三星把她父親帶來台北。這一幕,陳菊永遠忘不了,但她極少提及。
對照日記的記載,很明顯如果不是美國的介入,陳菊不可能被釋放。而美國的介入包括大使出面過問、在大使館約見陳菊等,則讓蔣經國深感痛惡,日記中甚至以「蠻橫」、「惡毒」、「愚蠢」、「卑鄙」、「下流」等不堪的字眼形容美國的做法。但當時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交談判即將完成,台灣與美國的邦交岌岌可危,使得「陳菊案成為一高度政治性之案件」,對蔣經國來說十分棘手,「處之以輕則將使國內反動分子益趨狂妄」,「處之以重則將引起美國之政治干涉。」輕重之間該如何拿捏?難怪他會氣得在日記大罵老美以洩憤。
附記:本文5月26日於《蘋果日報》節錄刊出後,陳菊26日在臉書回應如下:
朋友告訴我,今天媒體報導蔣經國1979年的日記中,多次提到我的名字。當時我只是黨外的小妹,蔣經國筆下又痛恨又恐懼的不是我個人,而是黨外所追求的民主自由。
威權統治者打壓我們,說我們是反動分子,跟外國勢力勾結,現在聽起來很好笑。
其實,民主自由是普世價值,國際友人仗義執言,我們應該心存感謝才對。
雷震先生曾經引用宋詩「萬山不許一溪奔,攔得溪聲日夜喧,到得前頭山腳盡,堂堂溪水出前村」來鼓舞我們,果然,不管如何打壓,也擋不住沛然莫之能禦的自由民主潮流啊。
二、愛將變叛徒的許信良
許信良曾是蔣經國積極培養的本省青年,1973年獲國民黨提名參選台灣省議員,並順利當選。但此後許信良與國民黨的政治分歧越來越大,1977年,許信良連續出版《風雨之聲》和《當仁不讓》兩書,進一步對中國國民黨提出嚴厲批評,引來黨內同志的撻伐。
1977年台灣五項地方公職選舉,國民黨提名調查局出身的歐憲瑜參選桃園縣長,許信良違紀參選被開除黨籍。投票當天爆發中壢事件,後來投票所全部重新計票,最後許信良以22萬票對13萬票,高票當選桃園縣長。
1979年1月6日的蔣經國日記有以下記載:「中美斷交後,我對於如何與美方談判、中美間關係有關事宜,本已妥作安排,後來因為有暴徒混入學生遊行隊伍,毆打美國談判團後,使形勢從有利而反變不利,乃是一大不幸。而這些暴徒乃是反動派(許信良等)所雇用,而這些反動分子都是由美國特務所培養,我處境苦矣!」
日記講的是當時美國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率團來台,就台美斷交後進行談判時,發生群眾抗議事件,場面幾乎失控。從日記記載顯示,蔣認為群眾的抗議打壞了他的一盤棋,「使形勢從有利而反變不利」,但為什麼會怪罪到許信良頭上呢?原來抗議群眾都是從桃園過去的,前副總統呂秀蓮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提到:「克里斯多福正式來談判,被一群憤怒的群眾包圍,後來知道都是從桃園來的,這些人斷交前一天晚上都還在聽我的演講,沒想到斷交果然發生,他們都非常地憤怒。」想來蔣經國是因為得知群眾都是從桃園去的,因此認定是許信良背後發動的,這也可以看出他對許信良從愛將變叛徒,內心的痛恨。接著1月23日又記:「反動頭目余登發父子因為通匪由警備拘捕法辦,明知此案必將引起政治後果,果不出所料,一群反動分子企圖集眾抗議,妥做處理後暫告平息,問題則仍在。」日記中雖沒再提到許信良的名字,但證諸事後許信良因參與高雄橋頭事件,聲援余登發父子,而於4月20日遭監察院彈劾,接著被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處以休職2年處分,應當也與蔣經國的態度有關。
附記:許信良回應:蔣經國不是惡意栽贓他,但領導者不應偏聽特務系統所言,因為特務會扭曲事實、瞞上欺下,領導者必須以此警惕、引以為鑑。許信良說,當時黨外人士對台美斷交感到非常難過,怎可能去鬧事?鬧事者應該是蔣頭號大將王昇所策動,因為斷交對於蔣經國是很大的侮辱和打擊,為討好才策動群眾鬧事。
三、是敵非友的康寧祥
康寧祥是台灣民主運動的重要人物,也是少數與蔣經國有過來往與交情的黨外人士之一。
據康寧祥回憶錄記載,1972年底他當選立委,1973年2月就職,4月16日初試啼聲,針對違憲徵收的電話、電報臨時捐質詢行政院長蔣經國;10月再對省縣自治提出法制化,均未獲蔣經國回應。而在1975年質詢時,康寧祥首度將台灣抗日運動搬上國會殿堂。1975年康連任後,蔣經國曾數度邀請他到行政院辦公室茶敘,表示康寧祥質詢的台灣先民抗日運動史他聽都未聽過,聽得非常感動。
我在1975年4月6日的蔣經國日記上看到這段記載:「余在立法院提出總預算報告,康寧祥提出挑撥政府與人民、台籍與大陸籍同胞感情之質詢,用意惡毒,余以理直氣壯之態度答之,但由於激憤之情過盛,所以感到講話過於激動,有失一向保持的平和之道,事後頗為後悔,蓋小人之言,不必以如此之態度處之。」
就在前一天的深夜蔣介石病逝於士林官邸,日記寫有「兒痛不欲生」,在此特殊時刻,蔣經國仍不忘記下與康寧祥的答詢,顯示他對老康確實另眼相看。不過蔣雖然檢討自己答詢時過於激動,有失風度,事後感到後悔,卻又說康的質詢只是「小人之言」,犯不著為此生氣,可以看出至少在這個時期,蔣經國並沒有把康寧祥當作是諍友。
1977年地方選舉黨外頗有斬獲,受此鼓舞,黨外人士針對預定於1978年底舉行的中央民代選舉,成立「黨外助選團」。12月5日「全國黨外候選人座談會」召開,康寧祥上台專題演講,大為轟動。然而黨外聲勢浩大,也引起國民黨注意。在王昇主導下,國民黨政軍特成立「安基專案」,動員國家機器對付黨外。
1978年4月10日蔣日記記載:「內憂者在於國內少數野心家和卑鄙的敗類如康、黃、張、林之類,被共匪所利用從事破壞搗亂和打擊,余決以沉著堅定而對之。政治是不講情面的,絕不可上當。」康是指康寧祥、黃是黃信介、張是張俊宏、林是林義雄,顯示至少在那個時期,蔣經國不僅沒把康寧祥當作諍友,恐怕還視之為三合一敵人。
四、視如寇讎的殷海光
殷海光是戒嚴時期的自由主義代表人物之一,也是被國民黨政權打壓的代表性學者。他曾加入中國國民黨,擔任《中央日報》主筆,因發表的社論觸怒當局,被迫離開《中央日報》,轉任台灣大學講師。1949年11月加入《自由中國》雜誌,為主要編輯之一。他撰寫大量的政論文章,批判黨化教育、反攻大陸問題等時政。
1957年劉自然事件發生後,蔣經國邀請大學教授到他長安東路寓所餐聚,殷海光也在受邀之列。蔣在5月日記中有如下記載:「邀各大學中若干對政府時加攻擊之教授在家餐聚,相談甚歡。文化界的人如能動之以情,再以最坦承之態向其解釋各項疑點,則不難說服之。」
又記:「其中有殷海光者,年紀最輕,但是把自己裝成老資格,陰陽怪氣拒人於千里之外,初次相會一見即知此為傲橫之徒。常讀殷某反政府之文字,並不知此為何許人,今得見其真面目,乃證明『惡言出於惡人之口』是正確的說法。」
再記:「近月國家多事之秋,外有兇惡之敵內有壞人作亂,令人憂慮異常。在歷史上凡亡國者皆未亡於敵人之手,而亡於本身之爭奪。此一歷史教訓,此時此地吾人應切記於心,不可一時或忘。」
1960年《自由中國》被迫停刊,雷震入獄,殷海光大部分作品也成為禁書。此後,他不斷受到國民黨政府迫害,丟了教職,斷絕補助,生活起居也受到監視。他不堪身心雙重折磨,1969年病逝,享年僅49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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